入党申请书

——兼论我的几项重大发现

尹宏毅

2018年5月8日星期二

同志们好！

自从80年代末结束在共青团的组织生活以来，一直没有参加党组织或者党的群众组织的组织生活，很想念大家，也向往着重新过上组织生活，在政治以及思想上更快进步。

记得末代皇帝溥仪曾写过《我的前半生》，总结他的大半辈子作恶的历史，也表明其改过自新的决心。我与他可比性并不大，因为我虽然一直没有入党，但前半生却一直勤奋地为党工作。

说实在的，我首先要讲的我的一大缺点，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优点。记得1988年，我中断在新华社的工作，跑到美国宾州的拉斐特学院学习。同学好奇地问我：“红义，你既然已经在北外上过大学，为什么又跑到本科大学里来学习？”我回答说：“I set low goals.”（“鄙人确定的目标一般都比较低。”）

大家有些人可能看过美国好莱坞影片《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从小就有人说他“傻”。当他跑过球场时，一名男士说：“这是我所曾见到的最傻的人。”我小时候也有不少人说我傻。但《阿甘》一片所未能揭示的一个原因是人的“野心”问题。该片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阿甘受歧视。人们的野心不外乎：1）当头；2）找女人。我小时候人们说我傻，估计是他们对我怀有期望。比如什么“揭竿而起”、“占山为王”之类的。总之，那个年代，没有人安心学习与工作。

关于心理学和政治学上的“意淫”

刚才从网上摘录了几段有趣的文字，先与大家分享，然后再看我扯皮：

“意淫是一个中性词，它在很多程度上表明人对自己求之不得的事物的心理愉悦与追求。仅仅将它与性关联，是失之偏颇的。意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碰撞的结果，是一种激发潜能的存在。

实际上”意淫“和”淫“并没有什么关系，意淫主要是指不切实际的、过分的幻想（并且这种幻想一般不可能实现），例如人们常说的关公战秦琼，这就是一种意淫。”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谈政治？

自记事起，只要是大人们凑在一起的场合，谈论政治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当然，这里的政治不是指思想路线也非大政方针，而是指政治人物也即官员，尤其是高官。一碟瓜子，几瓶啤酒，三五好友，开始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似乎人人都在中南海里生活过大半辈子，又似乎人人都有内线，对高官的个人履历、背景后台、风流韵事、奇闻轶事了如指掌。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大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这个话题？平心而论，那部分高级官员的生活距离我们太遥远，也影响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直至今日我才渐渐明白，喜欢谈论政治，其实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传承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对官员和权力的崇拜一直没有消减过。集权统治成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共识，“分权必乱”也鲜有人质疑。而集权制国家对掌权的官员十分倚重，不管何时何地，“当官的”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那些遥不可及的高级官员，更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对权力的兴趣转移到官员身上，官员的一切自然都被无限放大了。他家的祖坟风水，他的升迁历程，等等有关于他的个人信息都显得魅力十足。这与宗教徒将宗教领袖的生活神化和无限放大，道理是相通的。

其次，谈论这些话题其实是完成一种“自我想象”，也可称之为对权力的意淫。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事实上，每当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人物的时候，都在完成一种对权力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原始欲望，期望自己拥有支配他人甚至是支配整个社会的力量。而现实中的个体可能只是一个农民、个体户、普通职员，连支配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侈谈支配他人。这时通过话语的陈列和诉说，就成了疏通自身权力欲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权力一样具有极大魅力的性，也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男人凑在一起讲“荤段子”，在这些讲述中完成对得不到事物的想象，就是获得心理满足的一种方式。

最后是人性深处的窥探欲，对于别人不让你知道的东西，你总会比其他轻而易举知道的更感兴趣。我们仍旧摆脱不了对高级官员的神化，所以任何媒体对他们的私生活都讳莫如深。西方发达国家对政治人物的热情要比我们低很多，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面前更多的是一个“父亲”“丈夫”“儿子”的形象。而我们仅能透过媒体一些十分隐晦的信息去揣测一则新闻背后的故事。窥私欲是人的本性，正式渠道公布的高级官员的信息越少，则非正式渠道对这些信息的需求就越旺盛。如此，也不难理解，街头卖豆腐的大爷都能给你讲上几段“权斗风云”。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谈论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如此热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我们在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如若信息越来越透明，制度、法律成为社会成员广泛共识，官员群体回归到“人”而非“神”，这才是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

我的中小学基本上生活平安无事。但1976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老总相继去世。北京附近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些都给人民的心理留下很大阴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正在参加业余体校的乒乓球班学习。一听说可以高考，心里很兴奋，但也很没底。后来想起来：对了，我从初一就看得懂英文小说，还是考英语吧！结果在北大考口语，北大给我一个五分。我顺利地进入北外学习。

下面是从我的博客里摘录的几段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字：

一条小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追述与北外校友方学荣的会面

2014年9月北外校庆，作为北外校友，我高高兴兴前来参加。下午的讨论会实际上变成我和同年级同学方学荣的二人对话。英语教学楼三一三教室里，只有我和方学荣，还有两位刚刚入学的大一女生。

方学荣同学当年在二班学习。我在八班，后来又到十班，就是所谓的高班。我觉得学校安排我俩单独谈，有一定的用意。说北外与我彼此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一点都不假。对于北外，我有好多事情是等到“黄瓜菜都凉了”，才醒悟过来。

总之，北外给了我许多，而我对北外回报却极少。当然，毕业生成功了，就是对学校的回报。但我仍有很大的歉疚之情。而且，学校是永续的。只要有人类，只要还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北外就会存在。而我们作为个人，总有灰飞烟灭的一天。

方学荣同学谈到，他在北外没有怎么好好念书，对数学等理工科课程比较感兴趣。他发现当时北面的北理工，当年称为“北京工业学院”，墙上有一个洞，所以他经常从里面钻过去，去听数学课。后来，他用英文写了数学论文，寄给美国各个大学。有好几所顶尖大学录取他作为研究生。他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了金融学，成为美国成功人士。

昨天，也就是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晚上，我的翻译徒弟李秦川从肯尼亚给我打QQ电话，说北理工请我为他们翻译一些网站宣传材料。我女儿在北理工设计学院攻读工业设计学士，今年6月毕业。8月18日开始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这就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在北外，辅导员张经理（这可能是他的本名，而不是什么职业称呼）山西人，待人很热情。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初冬的一天，他可能看了我的中学档案，知道我一直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说：“你看，你本来就是报考的北大，没有报考北外，是我们把你弄来的，你理工科那么好，现在你看入学还不到一年，按国家规定，你现在退学，再考理工科大学还不迟。你看如何？”他满脸预兆不祥的表情。但我学习英语的热情刚刚上来，觉得这种说法实在荒唐。

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继续在北外就读。说实在的，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推想一下，哪所学校会把自己的学生上锅煎了、煮了不成？我还是认为，北外对我不薄。

只不过，他们老师上课时有一些说法，如果你不懂的话，也是智商的不及格：比如汉语课上，老师单独把我叫起来问：英文“公元前”叫做“B.C.”，就是“Before Christ”，那么“公元”为什么叫做“A.D.”，而不叫“A.C.”(AfterChrist)呢？我回答说：那是拉丁语。但老师不满意，后来又问我一次。结果我的回答就是不及格。因为他暗指的意思可能是：共产党开天辟地，也可以称作神明，所以“毛”，这个所谓的“Number One”，与“朱”这个“Number Four”，应该叫做“A.D.”。

外教大卫·克鲁克的课上，他说，梵蒂冈的红衣大主教与情妇生的儿子，他们都叫“侄子”，后来好多侄子担任了重要的神职。所以英文有“侄儿主义”，意为“任人唯亲”。

英国文学课上，吴千之老师在讲《爱丽丝梦游仙境记》时说，爱丽丝说，一只大王八，叫做“Tortoise”，按照法语念就是英语“taught us”的意思, “He taught us.”（他曾是我们的伟大导师。）记得解放初期，九宫道传播一个说法：毛是大王八托生的。

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我认为属于言论自由。但你教给孩子们的知识就是这些，未免太误人子弟了。

我的一个做法可能是对的：我主要靠课下阅读来取得知识上的进步。但这里又有一道关：我从哪里借来的那些书？这就又涉及有人专门给我看一些有选择的书籍的问题。这又惹恼一些人，尤其是我看不到的领导。由于现在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比如章含之老师，所以她的邻居给我看了什么书，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正如央视主持人张蕾所说：“书不分好坏。”没有什么好书与坏书之说。

如果说她的邻居给我看的书可以兴师问罪的话，那么我到新华社以后，仅八、九十年代就拿过新华社三届英文比赛第一名，这个成绩就是明证。

中国要想走出阴影，不再被世人列入“邪恶国家”之列，就应该好好反省，你们所谓的暗战，究竟都给国家带来了什么？

1988年我赴美留学，本来是一心想补上理工科的课程。这与方学荣同学的爱好是一致的。但就是因为你们把我磨炼成暗战的一把刀，所以才勾起了美国佬的“馋虫”：非要借这把刀来砍中国。他们的主要涵义有三层：一，老布什1988年竞选的助选；二，反苏；三，用儒释道把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中国。在第一个目标方面很简单，就是让我写文章，刊登在校刊上。第二个目的则是利用林彪不近女色的特点，搞一头“不吃烂肉的老虎”，让林彪充当反苏的“鬼魂司令”。而第三呢？我是半个山东人；佛教教义的一部分就是我生活方式；道家则第一条就是“阴阳”，把我当作电视台小范围上的“观众”。儒家还有周礼，穿红色衣服和演员穿红衣演节目就是一种周礼。电视主持人不时地说些惊人的看法，包括揭露某某的“老底”，就是所谓的佛的“智慧”与“无所不知”。现在，央视也搞红色宣传。李咏也成了佛爷。

这些东西都挺好玩的。但人类也付出了代价。比如911事件和1999年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中情局几枚导弹击中。这与我这杆暗枪的关系，等我以后找到更为明晰的陈述方式，再与大家交流。

一切的一切，毛统治的那些年，太让大家憋屈了。所以大家发发牢骚，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必须同情和支持的。

我必须向党组织交代的一个问题是：1988年我既然已入虎穴，到了美国学习，那么我如果不答应校内人们的请求，在校刊上发表有关美国大选的文章，为里根和老布什助选。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地在不久后返回新华社工作。

三次“死定了”

1） 北外本想把我当做一个比较无知的青年来对待，让我稀里糊涂上完学，作为他们反毛运动的靶子，然后将我偷运到新华社等单位了事。没想到，我写了学士学位论文《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兴衰》。他们以为我暗示他们反共或反毛。所以，他们下不来台了。论文获得5+的高分。但那是授课老师的评定。作为校方的北外仍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拒绝授予我学士学位。按照他们的“洋玩意儿”，就是“亚当”这小子吃了禁果。“你咋知道你光着大腚的呢？”所以，你必须“出于泥土，归于泥土。”此乃第一次“死定了”。

2） 第二次“死定了”是在美国。美国佬用中文说“侨治·不识啊，你已经识了，所以你死定了！”其实，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亚当和夏娃。所以他们原本就有“灵性”。

3） 关于第三次“死定了”，现将自己在微信上写给远在美国的女儿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你一向不大过问政治，对其也一知半解，这也没有多大错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茶余饭后再谈谈政治也无妨。几十年来，我周围社会对待我这样一个人的态度与做法，反映出这个国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办法就是废除专制，实行民主。基本问题可以概述为：有些人不敢反党，憋着一肚子气，哎，他看捅我一下可能没事，气也出了，结果招来祸事，屎盆子我得背着。他们有朝一日实行民主，这个压力阀打开了，你再回来。……”

我说实行民主，压力阀打开就没事了。这是第三次“死定了”。不是因为反党，而是因为又“识了”。